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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甘肃会宁，3支队伍走到一起，完成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大会师，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有一个坚韧不拔、荡气回肠的名字——长征。翻越不完的雪山，暗藏杀机的草地，急湍如瀑的河流，衣衫褴褛、举步维艰但目光炯炯的战士，急行军中的大部队，运筹帷幄的领袖，硝烟炮火，壮烈牺牲……镜头推近了，镜头拉远了，银幕上，一组组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令人血脉偾张或热泪盈眶的长征叙事。因为艰苦卓绝，因为牺牲巨大，因为超越极限，长征已经从一个历史事件演化成为一种文化和精神，在文字中、舞台上、影像里被反复诠释、光大。
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与情境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在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方面，电影显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正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征题材电影形成了银幕上的“红流”，涌现出不少经典佳作。80载白驹过隙，在接续历史与当下的光影旅行中溯流而上，重新建构长征精神之于当下观众的意义，又有《太阳河》《绝战》《勇士》《大会师》等若干部献礼影片已经或即将上映。银幕上，一股新的长征热潮已然涌动延宕开来。
走向开放的多元视角
从1959年上映的《万水千山》开始，《大渡河》《四渡赤水》《祁连山的回声》《草地》《马蹄声碎》《金沙水拍》《长征》《我的长征》《革命到底》等若干部具有时代经典意义或艺术创新价值的代表作品，形成了几次银幕上的长征叙事浪潮。
现有的长征电影大体有4种叙事视角：一、重述长征历程。除1996年的《长征》外，这一视角的电影主要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如《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等。《万水千山》再现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吴起镇”等著名的历史事件。因为主要以史实为叙事线索，影片兼具了文献片性质。二、再现军事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中，这一视角使用较多，如《大渡河》《四渡赤水》即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中表呈。三、重塑领袖形象。这是20世纪90年代较为流行的叙事理路。如《金沙水拍》《彝海结盟》，都是在精神重负与意见分歧中，探究领袖心灵世界的丰饶与博大。四、展现个体特殊经历。进入21世纪之后，《心动岁月》《我的长征》《革命到底》等影片有效开拓了叙事的空间和视野。《我的长征》在主人公接连失去亲人的过程中，展现了“湘江血战”的惨烈与悲壮。《革命到底》则以真实的故事为蓝本，将爱情与革命的故事讲述得摇曳多姿。
与这4种叙事视角大体对应，长征电影也形成了阶段性的风格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前，偏重政治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重大突破，转向人性化；20世纪90年代，追求史诗化；21世纪初年则走向了多元化。从时间线索上看，伴随思想解放和艺术创新潮流，长征电影的叙事资源也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多元的视角，既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心理，也促进了长征电影的推陈出新。
细节诠释的历史景观
在当下的文化消费结构中，年轻观众无疑是市场的主力，这对主创们的历史想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寻觅历史的缝隙，突破刻板叙事的印象，想象无疑是最有力的武器。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生发怎样的想象，是艺术家的本事。这个想象，不仅仅是虚构人物和故事的能力，更多是用动人的细节填充和重构历史的能力。大历史真正动人处，往往是细节的力量。看过《辛德勒的名单》的观众，都不会忘记那个红衣小女孩，当辛德勒在被纳粹焚尸的犹太人中看到那件红衣，特写镜头是以怎样动人的力量传达着刻骨的愤怒和悲伤！这就是动人的细节。这样的细节，富含隽永而深刻的象征意义。
而在长征题材电影中，这种富于意味的动人细节相对还比较少，编导者更多在自然艰险、战争场面、人物性格上用力，对细节的精心营构略显不足。然而，八一电影制片厂即将上映的《勇士》让我们看到了创作者在细节设计上的匠心独运。影片将几个重要镜头，都给了一个特殊装备——识字板。故事开场时，人物还没有露面，镜头就对准了每个战士背后挂着的识字板，识字板上写着“农民”“爹娘”“家乡”等简单朴素的字词。急行军到了关键时刻，团长要求战士们轻装前进，镜头聚焦静静卧在地上的写着“决心”“困难”“坚持”“无畏”“信念”等字样的识字板，而后，一只只脚从“困难”上踏过去。影片结束时，红军渡过了大渡河，毛委员将一块识字板挂到前边战士的背上，上书“红军”二字。政委则教一个小战士念另一块识字板——“革命”。这时，许许多多的识字板，挂在了不同战士背上。“土地”“家园”“钢枪”“正义”“生命”“未来”“民主”“民族”“国家”“光荣”“牺牲”“理想”……镜头在这些字样上一一摇过。这3次对识字板的细节刻画，巧妙交代了战士们的出身和参加革命的因由，侧面渲染了他们不怕困难、勇敢无畏的精神，并且策略地表达了他们的革命信仰和终极目标。《勇士》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史实重述被淡化了，而长征精神则在小小的识字板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深刻表达。
富有深度的个体经验
长征是一个集体性的历史事件，但是，每一个集体都是由单独的个体组成，在集体精神、行动、困境、利益中，个体面临过怎样的处境？经历过怎样的精神挣扎？在困苦或希望面前，个体怎样自我安放？怎样自我超越？这些恐怕是同样作为个体的观众最为关心和易于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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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在他的专著《人论》中曾说过：“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长征电影对这个工具的使用，始自1986年的《草地》和1987年的《马蹄声碎》。《草地》中，黄苏最终悄悄撕毁常炽的判决书，就是一个极富个体挣扎的抉择。常炽是被张国焘判处死刑的红军高级干部，负责押解他的黄苏的任务就是将他送上生命的终点。然而，常炽超脱个人困境，一心为公、爱护同志胜过自己的言行，无时无刻不在打动黄苏，让黄苏对判决生疑。这是一个人的战争，是黄苏自己内心的激烈交战。最终，被饥饿和病痛折磨得倒下了的黄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解救了常炽，用个人化的方式修正了存在于他头上的组织和集体的错误决定。《马蹄声碎》聚焦于长征路上的一个特殊的小群体——几个掉队的女兵。如此特殊的选材和视角，成就了一次与众不同的长征叙事。女兵先天的生理弱势和情感需求，让每一个个体的苦恼都有了合理解释，而执着追赶与被放弃的故事则让她们总是在生机中面临绝境，再在绝境中寻求生机。与集体分离的惶恐、无助、绝望、希望、坚持、信念等，在个体左奔右突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格外令人揪心、动情。因而，《草地》和《马蹄声碎》在长征电影中，具有特殊意义。经过短暂的沉寂，20世纪80年代银幕上的个体呐喊，在21世纪初年产生了回响。《心动岁月》中英子的爱情盟约、《我的长征》里小人物眼中的大历史，可谓响亮的回声。
其实，长征中每一个个体所面对的困难无外乎3种类型：与自然的抗争、与敌人的斗争、与自我的较量。在这3种困境中，最具有可挖掘价值，但也是最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的，是人和自己的较量。只有回到人本身，探寻个体生命在困境、绝境中的挣扎和奋斗，人的价值才能获得尊重，人性的光辉才能被彰显。
除了多元视角、有意味的细节、个体经验，近年来的长征电影在镜头语言上也屡有新的尝试。比如《我的长征》开场，“湘江之战”长达5分钟的长镜头，突显了战争的惨烈；《勇士》中红军白军进行战争部署时的几组平行蒙太奇，加快了叙事节奏和剧情紧张度。近身武打设计则适应年轻观众口味，增加了观赏性。而很多导演选择到当年长征地进行实景拍摄，则不但增强了视觉逼真效果，而且让演员体验了长征艰难，从而由内而外地生发出对长征精神的体认。这种尝试，也是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看点。
长征故事、长征精神如同海面上的冰山，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艺术实践配资投资软件，长征电影所展现的或许还只是冰山一角。当时代精神和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日趋开放，长征电影的艺术面貌和主题内涵也必将日益广阔而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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