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起源于北美？如何科学地对待外来入侵物种

去年底我去了趟美国，因为订票网站告诉我那班飞机没有餐食（这个属于错误信息，实际上是有的），所以就带了些面包之类，又随手装了三个橘子在包里，准备途中都吃掉。不料因为一些意外，在上海和转机的韩国机场，两次差点上不了飞机，一直在忙于交涉，我就把这三个橘子给忘了。整个旅途中经过数次安检，有一次还让我把包里所有东西都掏了出来，但也没有任何海关人员注意到那三个橘子。直到在美国，有一天父母抱怨现在美国的桔子不好吃，口感很粗糙，我才想起包里的橘子，赶紧“孝敬”给了他们，他们直呼还是中国这种小蜜橘甜。

但是按照现行各国海关关于物种隔离的规定，我这无意之举，千里迢迢把橘子带到美国，显然是违规了，如果要罚我款的话，也没话好说。回头想想，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每一次安检，包括最后过美国海关入境，都没人留意那三个橘子？直到读了英国生态学家肯·汤普森的《骆驼来自何处》一书，我才隐约有了个“答案”：或许人们对当今过于死板的各国海关物种隔离规定早就心存疑惑，所以有意无意地对橘子之类很“大路”的物种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2025年7月，甘肃牧民赶着成群的骆驼，从戈壁滩春季牧场转场到祁连山区的夏季牧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图

在大多数人的地理常识中，骆驼是撒哈拉沙漠的“脊梁”，是中亚丝绸之路的符号。然而，汤普森开篇就用一个跨越千万年的演化史实击碎了这种认知：骆驼属（Camelus）实际上起源于北美的针叶林。它们在那里进化出了厚大的肉垫以行走于雪地，储存脂肪的驼峰是为了熬过高纬度的严冬。直到约300万年前，它们才跨越白令陆桥进入欧亚大陆，并在最终的冰期与生境变迁中，于荒漠里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

那么，骆驼究竟“属于”哪里？是它们起源的北美，还是它们现存的中东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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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学术的追问，构成了汤普森整本书的逻辑原点。他以此为引子，撕开了现代生态学中最情绪化也最缺乏理性审视的领域——“入侵物种”研究。在这本充满智力趣味与科学诚实的书中，汤普森不仅是在为那些相当程度上被“污名化”了的动植物翻案，更是在挑战人类内心深处关于“纯洁自然”的虚幻乡愁。

被发明的“故乡”：本土性的时间偏见

汤普森犀利地指出，现行各国海关和环保部门对“外来物种”的定义，往往建立在一个武断且静态的时间戳上。在欧洲，这个标准通常是1492年（大航海时代）；在英国，相对要“宽容”一点，是新仙女木期（指距今11500~12800年的一段持续1300年左右的冰期）结束后的物种重返。

然而，从深时（Deep Time）的角度看，生物圈的本质特征不是“静止”，而是“流变”。由于冰川期的进退、板块的漂移，物种始终处于大规模的迁徙之中。我们如今所习惯的将某一时刻的生物分布视为“原生”，而将此后的迁入视为“侵略”，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意义上的“排外主义”。

这种“本土迷思”导致了政策上的盲目：我们耗费巨资试图将生态系统冻结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海关的“严防死守”，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对抗生命最基本的本能——寻找更合适的生境。尤其是当全球气候剧变时，物种向高纬度、高海拔移动是其唯一的生存机会，而我们却在边境线上架起“生物绞刑架”，惩罚那些为了不灭绝而奔跑的生命。汤普森明确质疑：当自然环境本身已经发生巨变，强行维持15个世纪的物种名录，究竟是保护自然，还是在囚禁自然？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汤普森在书中引入了对一些“臭名昭著”的物种的重新考察。这些案例在科学界已有扎实的功能性研究支撑，但在公众舆论中却长期被歪曲。

比如让环保人士很头疼的水葫芦。水葫芦（即凤眼蓝）被广泛视为堵塞航道、耗尽氧气的元凶。但汤普森要求我们看一看那些水葫芦疯长的水域：它们通常充斥着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大量的化肥流失。科学实验已经证明，水葫芦是最高效的重金属和营养盐过滤器，能吸收铅、镉、汞等重金属，并消耗掉导致蓝藻暴发的氮和磷。所以汤普森认为，水葫芦是水质恶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没有它们在那里疯狂吸收污染物，那些有毒物质会直接进入下游。它不是灾难现场的“凶手”，而是灾难现场的“清道夫”。

事实上，以此类推，在中国和印度都被列为头号外来入侵植物的紫茎泽兰，已有的科学研究同样呈现出复杂的一面。它在侵占牧场方面的破坏力确实相当令人抓狂，但其出现的背景往往是过度放牧或开矿导致的生境极度破碎化。而在本土植物无法存活的焦土上，紫茎泽兰迅速覆盖地表，显著减少了水土流失。科学监测显示，随着紫茎泽兰改善了土壤有机质，在长期缺乏人类干扰的情况下，它最终会为后期本土森林的迁入创造微环境条件。

对现行海关物种政策的质疑

汤普森在书中不仅是科普，更是对行政权力的科学性进行了审视。他从多个方面质疑了各国海关和生物安全部门的合法性逻辑，包括——

一、质疑“1492年基准线”的科学性。目前许多国家的海关政策，是1492年前存在的物种受保护，1492年后由人类带入的物种即为“侵入者”。汤普森明确指出，以大航海时代作为区分“本土”与“外来”的界限，这在生物学上是完全荒谬的。这种划分忽略了气候自然变迁导致的物种漂移。事实上，如果一个物种因为气候变暖，为了生存而跨越国境，海关将其拦截并处死的行为，本质上是在人为加速物种灭绝。这种行政手段是在试图将自然界“冻结”于一个过时的时刻。

二、质疑“黑名单制”的成本效益。汤普森引用了入侵生物学中，由英国生物学家马克·威廉姆森提出的著名的“十数定律”，以此质疑海关昂贵的全面筛查政策。他指出，在引入的物种中，只有10%能逃逸到野外，其中10%能建立种群，最终只有10%的种群会造成问题（汤普森在书中可能合并了前两个阶段，而采用了1%这个很低的风险概率，但如果严格按“十数定律”的计算结果，最终造成灾难的概率其实仅为1‰）。而各国海关目前采取的是“有罪推定”，即严防死守所有外来物种。汤普森问：为了那1%的风险而封锁剩余99%可能具有潜在生态益处（如观赏、固碳、授粉）的物种，这种极高的行政代价是否值得？

三、质疑“物种筛选”而非“风险评估”。汤普森批评现行海关政策过于关注“身份”（即它是从哪来的），而非“功能”（即它能做什么）。他认为很多被海关列入“禁止入境”名录的植物（如杜鹃花、日本椴等），实际上在新的生境中能起到净化空气、提供授粉媒介、改善受损土壤等作用，甚至比很多本土物种更具生态韧性。而“唯出身论”的管理方式，导致我们拒绝了许多能够帮助修复被人类破坏的环境的“新劳动力”。

四、质疑“生物安全”已成为替罪羊。汤普森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批评：严苛的生物安全政策是否成了政府逃避环境治理责任的借口？当本地生物多样性下降时，政府通过海关加强查验、在媒体上宣传“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可以轻易地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工业污染”和“栖息地过度开发”上转移开。这种政策导向让公众误以为只要管好边境，生态就安全了。而在汤普森看来，这根本就是一种“廉价的环保秀”，掩盖了真正导致生态崩溃的人为因素，即在工业污染治理上的不作为。

五，质疑对“隔离系统”概念的泛化。汤普森承认，对于像夏威夷、加拉帕戈斯群岛这样的孤立岛屿，海关的严防死守是合理的，因为那里的生物进化路径极其脆弱。但他明确反对将岛屿的经验直接套用到欧亚大陆或北美大陆等开放系统中。他认为，大陆系统具有更强的鲁棒性和开放性，在这些大陆上，物种交换本就是常态，现行政策却试图在大陆边境建立像岛屿一样的绝对隔离，这在科学上是徒劳、昂贵且违背自然规律的。

争议、反思与生命礼赞

汤普森的观点虽极具震撼力，但在生态学界也遭遇了猛烈的反击。这些反对意见同样基于坚实的科学逻辑。

有学者指出，汤普森只看到了局部物种数的增加，却忽略了全球范围内的生物“麦当劳化”——如果任由少数几种强势物种横扫全球，比如当每个湖泊里都有水葫芦，我们就会失去独一无二的地域性。多样性的丧失会降低生物圈应对极端波动（如全球大瘟疫）的系统冗余，造成“生物同质化”的全球悲剧。

还有批评者认为，汤普森低估了那“1%有害物种”的毁灭性。生物入侵不是简单的数学概率，而具有“黑天鹅效应”。一旦某种松材线虫或致命真菌漏网，造成的森林毁灭和经济损失是数百年都无法挽回的。海关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意识到了“尾部风险”与不可逆性，因而不得不践行“预防原则”。

一些进化生物学家则强调，本土生态系统是经过数万年协同进化（Co-evolution）而形成的。外来者进入系统不是“公平竞争”，而是“降维打击”。本土物种在完全没有进化经验的情况下，面对外来捕食者的“非对称性”攻击，往往会瞬间崩盘（典型的例子如关岛的鸟类因棕树蛇的入侵而大量灭绝）。很可能，在汤普森所期待的“动态平衡”达成之前，本土生态位就已经永久性地熄灭了。

无论如何，汤普森这本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书，最终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哲学分水岭：我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自然？

传统的观点认为，自然是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静态蓝图，人类的责任是充当严厉的保安，剔除一切不属于该蓝图的杂质；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生态系统理论”则认为，自然是一个流动的、自组织的实验场。人类已经深刻改变了地球，我们应当承认并接受那些由外来与本土混合而成的“新生态系统”（Novel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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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并没有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他成功地让我们对海关边境线上的每一次拦截有了反思的可能。《骆驼来自何处》本质上是一曲关于包容、演化与开放系统的赞歌，它提醒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永恒的投机与迁徙。当我们纠结于一株草、一棵树、一头骆驼是否属于某片土地时，大自然正以它那宽广得近乎残酷的胸怀，吞噬着所有的污染、破坏与动荡，并在废墟上尝试着组合出下一代生命模板。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人类自己，都不过是这颗变动不居的星球上正在寻找家园的成功“入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