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发视频称，自己因一场直播连麦，与一名小学生家长对“校园霸凌”的认知产生分歧，被该家长举报至复旦大学的多个部门。据报道，复旦大学查清事实后，并未对沈奕斐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在沈奕斐的视频下方，大量基层教师留言，讲述各自被举报的经历。
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奕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双方认知产生分歧，该家长举报至复旦大学的多个部门。图/视频截图
李化雨对此深有体会。这位在贵州有着8年管理经验的小学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扩大化举报”的现象在近几年变得越来越普遍：下雨天，体育老师怕孩子们淋雨着凉，将室外课临时改为室内课，却有家长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以下简称“12345”）匿名举报；学生在校不愿吃早饭，也会被家长当作举报的理由。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认为，当前的家校关系，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以前‘孩子交由老师随便管’到现在‘孩子一点委屈都不能受’。教育方式如果不符合家长对个性化教学或因材施教的期待，老师就可能遭到举报。”
被举报了
教师生涯第十三年，举报第一次落在了郑小蓉头上。
郑小蓉在深圳一所公办小学教语文，同时兼任班主任。2025年初，她突然被学校通知，有人通过12345匿名举报，称她罚学生抄课文、上班迟到早退、对班级没有责任心。
得知这个消息时，郑小蓉哭笑不得。她从未罚任何孩子，如果因突发情况不能来上课，她也会提前按规定请假。
这样的苦恼并非孤例。汪洁曾在长沙市一所公立中学担任了8年的班主任。对她而言，每年被家长举报一两次是家常便饭，举报理由多集中在学业方面，例如作业太多、对孩子太过严格。
胡勇是长春市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的政教处主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每学期处理十余起家校矛盾、回复12345的举报，已成为他的工作常态。在胡勇看来，许多问题并非只能通过举报解决，但越来越多家长却选择绕过教师、放弃沟通，将举报作为首选的施压手段。
近年来，教育投诉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涵盖了12345、教育行政部门热线、督学电话、校长热线等多种途径。
举报制度的存在，有其价值。2024年12月，云南丽江一中学生实名举报称遭体育老师打骂，经当地调查核实后，暂停了涉事教师的相关教学工作。2024年10月，有家长举报河北唐山某学校一教师谩骂、殴打学生，学校调查协商后，涉事教师被开除。
多名受访教师认为，举报制度是保障学生权益的重要监督手段，但当举报的矛头指向日常教学中的正常管理时，也就偏离了监督维权的初衷。
图/视觉中国
“闭环”中的自证
鲁悦是山东省一所公立小学的语文老师。今年春季开学初，教务处主任告诉她，有人通过12345匿名举报她布置作业过多、占用孩子下课时间检查作业，甚至教唆学生自扇耳光。鲁悦对此感到十分委屈，这些举报并不属实。
被举报后，鲁悦按照学校要求，手写了一份约1300字的情况说明，交给教务处主任审核。两个多小时“自证清白”的过程让她感到无奈：“你要为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停地解释。”
事实上，学校管理者在面对举报时，也时常感到束手无策。胡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一条来自12345的举报都带着编号。无论举报内容是否属实，学校都必须按编号提交证明材料、予以回复。哪怕是不实举报，回复时也需要注意语气和说辞。胡勇形容，这是一个“反复折腾却毫无办法”的过程。
按照规定，举报也分为急件和普通件。急件通常需要当天回复，普通件的回复时间则在五天左右。如果遇到反复举报，有时要处理将近一个月。在胡勇看来，处理举报“占用了大量正常教学工作的时间”。
李化雨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以他所在的小学为例，12345的举报工单一旦下发，学校第一步就要召开中层会议，成立专门小组，找到当事人了解来龙去脉。“但这个过程急不得，有些学生一紧张就支支吾吾、不肯开口，只能慢慢地谈心、引导。”在取证核实这一环节，教师们往往要从日常事务中抽身，花上两到三天去配合处理。此后，学校党支部还会启动内部调查程序，形成调查报告。针对被举报教师的谈话也必不可少，全程要记录清楚。
2025年，北京师范大学毛圣璇等发表在《教师教育研究》的一篇研究指出，家长投诉的扩大化催生了教师的新型 “应诉负担”。现行“接诉—调查—处理—回复—评价”的投诉闭环，以“家长满意”为导向，以“即时回应”为硬性要求，且投诉率往往与学校的绩效考核、满意度排名挂钩。应对投诉，成为学校和教师必须优先处置的重要危机事件。
元股证券对此，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认为，涉及教育的投诉，不应被简单纳入12345的闭环，而应交由当地教育部门甄别与判断，由其决定是否需要介入与回应。否则，投诉渠道很可能从服务百姓的工具，变成别有用心者的“武器”。
陈志文指出，当前的家校矛盾在舆情处置上与其他领域一样存在“只求息事宁人”的倾向。他强调，部分相关部门为了迅速平息舆情，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论是非对错，一味地妥协退让、处分教师。这种做法容易产生负面示范效应，引发更多无理举报。
鲁悦也设想过，如果学校能结合教师的日常考评、平时表现和口碑，在查明事实后，赋予教师对不实举报“说不”的权利，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
“保护自己”成为第一策略
由于学校接到的是匿名举报，鲁悦至今仍不知道举报者究竟是谁。这种未知，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讲台产生恐惧。“我总感觉教室里有一个录音笔，我每时每刻都暴露在家长的监控之中。”
从那以后，鲁悦也失去了正常管教学生的底气。班上五年级的孩子，不少个头已经与她平齐。“你声音小、不严厉地批评，是不管用的。”可一旦提高声音，她又怕被家长认为“态度恶劣”。于是，遇到屡次不交作业、影响班级秩序的学生，她便不再追究。遇到同学间起了冲突，也只剩一句“以后要友好相处”。鲁悦很清楚，对于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孩子，这些话语无关痛痒，却也不敢再往前一步。
被举报后，汪洁也陷入不敢惩戒的困境：“再面对学生犯错时，我处理问题就会有心理压力。到最后，我基本上以忽略问题为主，但这实际上助长了班级的不良风气。”
早在2020年12月，教育部就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对教师的教育惩戒权作出了界定，明确学生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扰乱课堂秩序、言行失范等情况，可以实施教育惩戒。但多名受访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实际操作中仍因担心被举报而“不敢管”。在陈志文看来，现行的许多规定过于理想化，理论界定看似清晰，但在真实课堂环境中，教师很难精确拿捏理论上的“分寸”。陈志文认为，一方面，应破除对学生单方面的绝对保护；另一方面，应当赋予教师更加宽松、更具实质操作空间的惩戒权，而不是用苛刻的标准去束缚教师的手脚。
前述发表在《教师教育研究》的研究指出，教育投诉的扩大化，可能致使教师产生防御和规避心理，将“保护自己”视为家校工作的“第一策略”。
李化雨认为，这种“防御性教学”，根源在于举报机制的权责失衡。对教师而言，一旦被举报至当地教育局并留下处分，意味着三年内无法评优评模、晋升职称。在实行教师合同“三年一续聘”的贵州，处分也几乎等同于丢掉饭碗。而与之相对的，是近乎零成本的举报门槛。“无须举证，无须承担后果，举报的‘大棒’随时可以挥下。”
元股证券:ygzq.hk陈志文认为，如果教师群体普遍因顾虑而“躺平”，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他强调，教育的过程不只是知识传授，更是帮助学生在不断接受规范与约束中适应社会规则的过程。如果没有合理的管教与约束，这种社会化就无从谈起。
2025年8月，四川省教育厅印发《四川省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明确规定“教师正常履职产生的纠纷和法律后果应当由学校承担”。今年4月，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在答复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的建议时，提出要加快厘清“惩戒”与“体罚”的边界，强调学校需承担起“第一责任人”角色，而非简单“牺牲教师换和谐”。
学校的“接诉能力”普遍不足
胡勇感慨家校关系的变化。他回忆：“从前，老师在校批评，家长回家管教。但如今的孩子越来越娇惯，常常在学校和家里‘两副面孔’。而家长往往毫无保留地相信孩子，这让家校沟通越来越不顺畅，难以形成合力。”
陈志文认为，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教育理念的偏差。多年来，社会简单照搬国外的教育理念、过度强调对学生的“情绪保护”，使得日常教育只剩表扬鼓励，缺少必要的批评。家长对孩子的过度关注，也无限放大了各种“伤害”。“很多家长的举报并非‘无理’，只是受到错位理念的误导。”陈志文说。与此同时，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却极其严苛，甚至用教育家的标尺去衡量每一位普通教师，将其“圣人化”，导致在实际教学管理中，出现了“学生可以有万般错，教师不能有一点错”的极端现象。
对于现行举报机制的“成本失衡”问题，姚金菊认为，举报制度的受理标准与核查程序仍需细化，具体到什么情况下接受举报、什么条件下可以立案调查、举报者要提供什么层级的证据，都应有明确门槛。陈志文指出，对于捏造事实、恶意制造舆情的举报者，相关部门应予以严惩，让其承担法律后果。
如何将恶意举报“拒之门外”？以香港为例，当地教育局在2023年10月修订的《学校处理投诉指引》明确指出，对匿名、资料不全或非当事人提出的投诉，学校可以不受理；对暴力威胁、反复纠缠等“不合理行为”，学校可限制或停止与投诉者的接触；经调查与上诉仍未解决的个案，则由教育局委任的独立“覆检委员会”处理，一旦裁定终止，学校和教育局均不再回应。
一个现实困境是，学校的“接诉能力”普遍不足。姚金菊指出，处理复杂的家校矛盾，本应由“懂专业、善协调”的专门人才负责。但在编制紧张且向一线教学倾斜的背景下，如何组建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仍是一道难题。
更根本的，是家校双方能否重新找到共识。姚金菊强调，搭建一个理性对话的平台，才可能真正实现和谐的教育。“学校可以尝试把家委会真正用好，让家委会切实承担起家校协同治理主体的角色，而不仅是一个形式化的存在。”
此外，姚金菊建议，应充分发挥“校园开放日”的作用，不仅限于参观和介绍校园，而是尝试让家长体验班主任的角色：“你来当一天班主任，你怎么去处理？”在她看来，只有真正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个学生，家长才会理解教师角色的复杂与艰难。
胡勇仍会想象一种理想的家校关系：“我们目标一致、彼此体谅，遇事好好沟通，分工不分心，携手陪着孩子稳步成长。”
（文中李化雨、郑小蓉、汪洁、胡勇、鲁悦为化名）
发于2026.6.8总第123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扩大化举报”，困住中小学教师
作者：刘孜妍
编辑：杜玮
运营编辑：肖冉股票买入确认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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